摘要：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开封是我国一座历史名城，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始兴于战国，发展于晚唐时代，至北宋则达于极盛。金、元之世，始趋衰落，明末后，元气大伤，一蹶...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开封是我国一座历史名城，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始兴于战国，发展于晚唐时代，至北宋则达于极盛。金、元之世，始趋衰落，明末后，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直至1948年解放才获得新生。这座古城，自八世纪以后逐渐兴盛，以至于成为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亚洲最繁荣都城。又为何到十二世纪以后，江河日下顿形衰落?
一、开封的兴盛与黄河
从战国到北宋，是开封不断向上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除了政治、经济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以外，黄河除个别时期曾经南下会淮以外，大都在现河道以北行河。也就是黄河出了邙山后，总是往东北流去，从汲县、浚县一带，经濮阳、大名等地，由天津附近入渤海。
今天的原阳、封丘、延津等地，当时都是在黄河以南。当时开封离黄河较远，黄河河道本身又较为稳定。再加上千百年来广大人民多次兴利除弊行动，从而为开封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鸿沟与大梁城
鸿沟水系是古代豫东黄河平原上以鸿沟为骨干的大型引黄水利工程。
战国魏惠王九年(前361年)，自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都大梁(今开封西北)。次年，自荥阳引黄河水入圃田泽(今中牟以西的古泽)，然后开大沟引圃田水东流，经大梁城北再折而南入颍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沟通黄河和淮河两大水系的鸿沟运河(《水经·渠水注》引《竹书纪年》)。秦末楚汉之争，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沟以东属楚，沟以西属汉，指的是大梁以南一段。
鸿沟全长约250公里，它把流经豫东黄河平原的主要河流贯穿起来，构成一个以大梁为中心、沟通黄河下游淮河中下游之间的水运网。这个水系，除鸿沟以外，主要水道还有：获水(丹水)，自大梁分沟水东流，至彭城(今徐州)入洇水；睢水，自大梁南分沟水东南流，经宋都睢阳(今商丘市东南)，至今江苏雎宁县入泗水；涔水，自大梁南分沟水东南流，经今安徽宿县南入淮河；沙水，自陈(淮阳)分流东南，至今安徽涂山入淮；济水，自圃田泽分水东北流，经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入大野泽，继而东北流入渤海。
所以，《史记·河渠书》称：“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概括地说明了这个水系沟通黄、淮，联络东方列国的形势。
鸿沟水系完成后，“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史记·河渠书》)，因而促进了大梁城及其附近经济的发展。当时在鸿沟水系的干支流沿岸，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城市。如鸿沟干流西岸的陈、睢水北岸的睢阳、濮水北岸的濮阳(今濮阳南)、丹水入泗水的彭城等。
济水与菏水交汇处的陶，因是“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地方，被誉为“天下之中”，曾成为列国争夺的目标。然而，承受鸿沟水系效益最大的，还是魏都大梁。
大梁居鸿沟水系的中枢。由于附近地势比较低洼，易积水成涝，有时还要受到黄、济洪水的危害，所以，在春秋时期还有许多人烟稀少的“隙地”。甚至到魏迁都大梁之初，魏惠王还曾忧虑其邻国之民不减少，而本国之民不加多(《孟子·梁惠王上》)。
鸿沟水系疏通后，不仅改善了灌溉条件，而且提高了泄洪能力，排除了附近积水，从而大大促进了魏国农业和经济的发展。荒地陆续得到开发，产量不断提高，人口逐步增多，新的居民点相继出现。到魏襄王时(前318年后)，大梁附近已经成为魏国地富人繁的主要农业区。
苏秦游说魏国时，对魏襄王说：“大王之地……虽小，然而舍田庐房之数，曾无所刍牧”(《史记·苏秦列传》)。农业经济的发展，成为大梁城市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当然，对于大梁城市的发展来说，鸿沟水系的作用主要在于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在鸿沟水系完成之前，开封附近虽是黄淮间许多河流聚集之地，但是互不联系；而且多数河流水源小，水量不稳定，航运能力较差，鸿沟疏通之后，不仅把各河流联接成了一个完整的水运系统，而且引河水为源，提高了各河道的通航能力。
大梁因地处鸿沟水系的中心，遂成为中原水上交通的枢纽。加上都城的政治地位，陆路交通也很方便，“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战国策·魏策》)。所以，很快就使大梁一跃成为繁荣都会。当时全国许多学者名人也会聚到这里，形成中原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
2、通济渠与汴州城
公元589年，隋灭陈，结束了汉末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隋王朝为了加强对南方的统治，并从南方取得财赋，以支持北方的中央政权，于大业元年(605年)，召集河南、淮北诸郡100万民夫，开挖通济渠(唐称广济源)，这渠西段自洛阳引谷、洛水达于河，东段自板渚引河通于淮，接通了江淮之间的邗沟及江南运河，此时还开通了永济渠，从黄河北岸支流沁水引水东北流，直达涿郡(北京)。这就构成了隋唐时期以洛阳为中心，北抵北京，南达杭州的运河。通济渠便是南北大运河最重要的一段。
隋唐的通济渠，虽然是为满足隋炀帝的游乐目的而开凿的，但客观效果却对中原和江淮地区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开封的发展也起了极为明显的促进作用。汴州因位居漕运的中点，又靠近京畿地区，所以发展特别迅速。唐中叶以后，汴州不仅是北方舟车辐辏，人庶浩繁的商业都会，而且在全国也是仅次于扬州的国际贸易中心。《新唐书·李勉传》称汴州是“水陆一都会”。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鉴于漕运中断，京都受困的教训，于建中二年(781年)在此设宣武军，节度使李勉重筑汴州城。汴州又成为中原的军事重镇。汴州城是战国魏大梁城以后，第二次见诸史籍的开封城。也是开封城垣可考之始。
唐代后期，随着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悬殊，北方对南方财力的依赖越来越大，汴州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因此，在唐末至五代的100余年间，当黄河中游的长安、洛阳由兴盛走向衰落的时候，汴州却蒸蒸日上，蓬勃发展。至公至907年，驻在汴州的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篡夺了唐的政权，建立后梁王朝，都汴京，称东都，使开封成为北中的首都。
此后，五代的另外三个王朝即后晋、后汉、后周，也相继都汴州，称东京。这样，开封就完全取代了长安、洛阳的地位，逐渐发展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3、汴河与东京
开封在历史上，特别是北宋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已发展成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封建性消费城市。全盛时“京师周围八十里”，人口高达百余万。当时开封经济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繁华程度的根本原因，固属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政治经济条件所决定，但黄河及京城开封周围的水运条件为东京高度繁荣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北宋时期，东京周围有一个发达的水运交通网。从东京城里穿过的有惠民河，汴河，五丈河和金水河等四条河流素有“四水贯都”之称。这些河流对东京城市和发展的城市人民生活中均占有更重要位置。
惠民河又称蔡河，是东京城里最南面的一条河流。自长葛、新郑一带引洧、诸水经尉氏北流，到东京后，由外城中穿过，再流到陈州东南入沙河，以通陈、蔡、汝(治所在今河南临汝)、颍(治所在今安徽阜阳)诸州的漕运。流经开封的一段蔡河，舟楫相继，商贾往来，给开封的工商业发展带来十分有利的条件。
东京城东北部的广济河从唐末五代就有，因河阔五丈，故称五丈河。北宋时期，开封东北一带的粮食，主要靠五丈河运入京城。
东京城西北部的金水河，发源于今荥阳县境，流到东京西南，用木板渡槽从汴河上横穿而过，由西北流入京城。它主要是作为五丈河的水源和供皇宫用水。
汴河(是黄河的分支，也就是隋代开凿的通济渠，自孟州河阴县即郑州西北引黄河水，经过开封东南流，于泗州入淮。汴河的绝大部分水量都是由黄河供给的。)在蔡河北面，流向由西向东，从相国寺门口横穿开封城。是当时开封四水中最重要的一条河流，它在北宋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物资交流中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它上接黄河、下通淮河、长江，像输血管一样，将江淮一带的粮米，四面八方的山泽百货，源源不断地运入京城，供应宋朝统治者和一百多万军民的需要。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初，“京师岁费有限，漕事尚简。”开宝五年(972年)，运江淮米才不过数十万石。到了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运输量大为增加。公元995-997年(至道初)“汴河运米五百八十万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峰。
公元1008-1016年，汴河运米更猛增至“七百万石”，不但远远超过了唐代汴渠的漕运量，也创造了本期的最高纪录。
开封由于政治中心的形成及其水陆交通的发达，很快成为“八荒争凑，万国咸通”(《东京梦华录》)之地。从此，东京城市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当时经济繁荣的状况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手工业发展程度相当高，已发展到手工作坊和工厂。
东京的手工业有官营、私营两种，但以官营的规模为最大。据《宋会要》职官、食货诸门记载的材料统计，官营手工业的各种工匠达八万人以上，这是以前各代首都所不及的。
第二，手工业门类多，分工细，规模大。
东京的官营手工业主要门类有军器、纺织、陶瓷、制茶、酿酒、雕板印刷等，其中以军器和纺织业等较为突出，这些手工业的分工也很细。如当时在京师的纺织业有织机四百张，可以制造多种纺织品，供封建统治者享用。仅锦饰一类就达数十种。不仅如此，当时手工业的规模也比较大，规模最大的官营军器制造所就拥有军匠三千七百人，东西作坊工匠五千人。
第三，商业繁荣，贸易相当发达。
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生产大大增加，商品买卖交换也相应地发展起来。当时以经商为业的二万多户，有六千四百多家资本较多的工商业者，分属于一百六十行。商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的繁荣。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在开封的大街小巷，店铺林立，异常热闹。市内有许多繁华的街市。相国寺就是一个重要的市场。由于东京当时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所以这里很自然地成了全国贡赐贸易的中心。
北宋时期的贡赐贸易主要分两方面：
一方面，即中国境内各族和国家同宋的官方贸易；另一方面，即宋同亚非各国在东京的贡赐贸易。二者以前者最为重要，后者居次。前者不仅次数多，贸易量也大，对宋朝的政治安定、经济发展都有重要影响。仅宋辽各种使臣往返达一千六百多人，其中辽使人数将近一半，来宋次数约有三百次左右。宋每年赐给辽使带回的物品达七十万贯。据《宋会要》统计，夏国、女真、吐蕃、回鹘、西南蕃等族，至宋朝纳贡的达二百三十多次。
由于当时亚非各国的共同需要以及北宋政府的大力提倡，宋初以来，“四夷朝贡、曾无虚岁”，东京已成为外国使节、宗教徒非常活跃的城市。高丽、日本、越南(交趾、占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印度、阿拉伯、东非各国，纷纷从海路来到中国。
中国对外交通干道已从秦汉隋唐时期的丝绸之路，转向东南海道。主要贡品有香药、犀象及一些高级手工艺品。这种贡赐往来的贸易形式，加深了中国同外国的联系，有利于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第四，城市人口增加迅速。
东京由于经济发展很快，城市人口增加十分迅速。开封在唐代称为汴州，其最盛时为玄宗天宝年间，领县六个，有户十万九千八百七十六，人口五十七万七千五百七，每县平均一万多户。安史之乱以后，人口一度下降，所领五县，只有户五万七千七百一十一，口八万二千八百七十九。经过五代时期的发展，到宋太宗时，东京人口已号称百万。
对于开封人口的多少史籍记载，众说纷纭，多为虚估之数，不足为凭。但宋官府的几次户口统计数字却比较可靠。根据北宋开封府户口统计，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一984年)，有十八万户(《太平衰宇记》)；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有二十三万五千户(《元丰九域志》)，北宋末期的崇宁年间(1102-1106年)，有二十六万户(《宋史地理志》)。每户平均以四到五人计算，人口达一百万到一百三十万。
东京城本身户口，在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为十一万户左右，北宋末约十三、四万户、人户约在八十至一百万之间。再加上常驻军十几万，及眷属，皇室贵族、十万左右的官工运及官府机构、数万名僧道及万数的妓女等等，再加上大量的无业游民，东京人口最多时约有一百四十万到一百七十万。从人口构成来看，经营工商业者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约占总户数的十分之一。这充分反映了当时东京城市经济发展的较高水平。
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尽管黄河及其分支(如汴河)对开封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有利条件，起了加速的作用。但也必须看到由于黄河及其分支汴河等泥沙问题不易解决等原因，河患也是经常发生的。比如，从建隆元年(960年)起，到太平兴国九年(984年)的二十五年内，黄河只有九年没有明确的决溢记载，其余年份大部是多处溃决，到处泛滥的。在泛滥过程中，曾有两次使开封城市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这一事实也深刻说明，黄河的利与害也是并存的，所差之处，在于这一段历史时期内，黄河及其分支对开封城市的发展是利多害少而已，但也绝不是只有大利而无小害。
二、开封的衰败与黄河
从北宋以后到解放前，开封这座繁华一时的城市就逐渐衰落下来。开封衰落的主要原因除了由于北宋以后，全国的政治中心转移到南方外，主要是金、元以来黄河下游河道的南移及其不断泛滥，对开封城市的发展，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自金初至清咸丰五年的七百多年间，黄河大都在现在河道之南行河，是黄河南下夺淮进入黄海的时期。在此期间，河道变迁频繁，常多股并流，是黄河极不稳定的一个时期。
据《宋史》记载，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宋东京留守杜充，妄图以水代兵，阻止金兵南下，在滑县李固渡(今滑县境)以西，决河东流，穿过豫东黄河平原北部，经山东省东明、菏泽，至嘉祥一带注泗入淮，造成黄河一次大改道。(《宋史·高宗纪》)
从此，黄河不再北入河北平原，开黄河南泛之端。到金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决阳武改道山东入海，从此开封与黄河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公元1642年的人为决口，整个开封沦为泽国。随着黄河河道的南移和决溢，其结果给开封城市的存在与发展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首先，黄河河道的南移，使开封城池紧靠黄河险工河段，因而使其成为首当其冲的徙决冲淤的最大受害者。
据《开封府志》和《祥符县志》记载，从金明昌五年(1194年)至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近700年间，黄河在开封及其邻近地区决口泛滥达110多次，最多时每年一次，最少也是10年必泛。开封城曾7次(元太宗六年、明洪武二十年、建文元年、永乐八年、天顺五年、崇祯十五年、清道光二十一年)被河水所淹。
灾情最严重的是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围开封，明河南巡抚高名衡在城西北17里的朱家塞扒开河堤，妄图淹没义军。洪水自北门冲入城内，水与城平，深2至4丈，全城尽为洪水吞灭。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黄河在开封城北张家湾决口，河水再次侵入城内，有些地方水深一丈多。庐舍尽灭，人都居在城墙上。孝严寺、铁塔寺、校场、贡院等建筑，也被拆毁以作堵塞洪水之用。
经过多次洪水浸淹，使开封这座历史名城的古建筑，大部分被毁灭。明代以前的建筑，仅剩下铁塔、繁塔、延庆观等三处。宋代建筑铁塔，据说其底座是一个八棱方池，道光二十一年洪水入城以后，“塔下八棱方池，垫为平地”。现在连塔底层的四门和八根琉璃圆柱也部分陷入地下。元代建筑延庆观，其下层的变门，也有一半陷入土中。
明代的城墙，在整修龙亭前潘家湖的过程中，发现明周王府的部分遗迹，其地基已在地面以下3米左右，现在的城墙是清康熙以后，在明代城垣的基础上重建的，其墙基大部分亦埋入地下1米左右。据解放后城建施工中发掘的各种情况分析估计，清初开封城的地基，约在今城地面以下1一2米；明代开封城的地基，约在今城地面以下3-5米；宋代开封城的地基，可能在今城地面以下6-7米。现在开封城内各种旧建筑，绝大部分是清道光以后的遗物。
其次，更为严重的是破坏了鸿沟一汴河水道系统。
最早淤塞的是鸿沟水系的北部分流济水，该水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干枯断流了。鸿沟水系的南部分流，后来演变为北宋的汴河水系。该水系在金、宋对峙时期，漕运仅限于金所辖地区，且规模很小，元至明嘉靖(13一16世纪中叶)期间，汴河水系各分流，迭次沦为黄河的泛道，只有当黄河决口时，才是黄河的分流，决口堵塞后，则为淮河的支流。至此，汴河水系已被彻底破坏，河、淮间沟渠相通，舟楫穿梭的景象已不存在。
至明万历年间(16世纪70年代)，黄河被固定在郑州至“废黄河”一线之后，则所有分流均与黄河隔断，著名的鸿沟——汴河水系就不见遗迹了，从而使开封逐步成了个不通航的城市。金都开封时，汴河尚能部分通航。至明及清初，水运只有贾鲁河一条，其航运起点已不在开封，而移至它的外港、城南20多公里的朱仙镇。
清道光以后，贾鲁河因受黄河多次泛滥，也被淤塞，朱仙镇也衰落了。陆路交通，虽曾号称“八省通衢”，实际吸引的范围，主要限于河南省。开封赖以繁荣的交通、贸易条件，远远不如从前了。水运网络破坏的结果，就使凭借水运枢纽地位先发展成为商业城市，尔后才改建为都城的开封必然一落千丈，一直降为地区性政治中心。
再次，由于黄河下游河道南移和不断泛滥的结果，必然引起开封城市周围自然地理环境日趋恶化(如湖泽填平，水面缩小；出现大量排水不良的低平洼地；砂质土壤面积增大等)，从而破坏了城市的环境系统。
其主要表现是开封城郊的旱涝、风沙、盐碱等自然灾害加剧，农业生产水平越来越低。据《开封府志》和《祥符县志》记载，开封周围地区自汉至清的2100多年间，共发生特大旱灾43次，特大水灾26次(不包括黄河泛滥的水灾)，而自金以后的800多年间，就发生大旱近30次，大水18次。至于一般的旱、涝和风沙、盐碱，则是连绵不断。在这一期间，开封附近的农业生产，除明代前期有较大恢复、发展之外，总的讲来，是停滞不前的。从而，大大削弱了开封城市存在和发展的最起码的经济基础。
良好的环境条件必然促使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反之，遭到了破坏的环境系统也必然会给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严重恶果的。
总起来说，北宋以后，河患剧烈，决溢频繁。黄河灾害不仅威胁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直接影响历代王朝的统治，记载河患的史籍更多，也更加详细。
从北宋历金、元、明、清，到抗日战争初期，仅根据各地史书的不完全统计，就有三百多个年份发生过决溢灾害，为举世所瞩目。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是以开封受害为最多。
但是，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内，黄河对开封城市的发展也不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比如明、清两代由于广大劳动人民在治水斗争中不断积累经验，防洪技术也取得一定成就，开封周围的农田水利事业也曾有一定的发展。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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